虽然部分存量外资撤离是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经营策略调整的个别事件，但全球经济环境变动，特别是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态势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及时调整FDI发展战略。
一是引导存量外资和增量外资流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实现中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成本升高的地区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仍旧有巨大的投资空间。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将存量和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引导，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在引导FDI区域流向时，我们要注意引资方式与引资代价，跳出以往“拼政策”怪圈，重点布局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及非洲地区合作，配合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参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产业，为中国引资结构调整开拓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关键是降低东部地区已有存量外商投资的跨地区转移成本、进入成本和运营成本。金融机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坚持与招商引资的管理部门协同运作，帮助东部地区存量外商投资企业处置债务、就业和社保等问题，以降低东部存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跨地区转移成本。我们需要培育中西部承接东部外资转移的区域FDI中心，形成FDI集群效应。
二是借助双向FDI互动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FDI流入和流出的良性双向互动发展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具有积极意义。积极利用外资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中国本地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但是，长时期大规模FDI单方向流入，会引起东道国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而大规模的持续FDI流出和存量FDI集中撤资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信心丧失和产业空心化等严重后果。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经济体往往也是FDI流入较多的经济体（比如德国和美国），FDI大规模双向流动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更合适的投资机会，提高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当事国家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提高本国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要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以适应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态势。我们的经济转型不应该仅仅限于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有能力的地区还要努力实现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顶端延伸。中国产业需要在设计、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全球价值链关键部分有一席之地，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全球资源，加强国际合作和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中国需要积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推动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坚持双向直接投资互动有序发展。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吸引外商投资流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反垄断、反腐败和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创造所有类型企业平等竞争环境。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扩大市场准入。我们需要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部门之间通力协作，支持中国本地企业“走出去”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我们需要鼓励中国本土企业组成战略联盟，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培育企业技术优势。
三是主动建设世界FDI中心，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治理。国际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现象，且相对集中地发生在几个国家和地区。FDI流入和流出对东道国、母国以及第三方都有重大影响。跨国公司在主导全世界价值链构建过程中，利用各地区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迫切需求和心理，可能会滥用污染天堂、避税天堂等全球经济治理漏洞，使其经营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给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很多损失。能够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都拥有特殊的市场势力，不再是简单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接受者，这也决定了其全球经营行为的外部经济特征尤其明显。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今天信息-分类信息网-免费发布房产,租房,招聘,兼职及58同城信息网看到的，谢谢！
